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

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

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立于浙江省绍兴市大禹陵窆石之东南下方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根据碑文可知作者是阮元无疑，但此碑碑文的镌刻者和书丹者又是谁呢？阮元与他们又有何种际遇来往？

重修会稽大禹陵端之碑

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立于浙江省绍兴市大禹陵窆石之东南下方，太湖石质。碑高二百零四厘米，宽九十一厘米，厚二十三厘米。碑整体分碑首、碑身、碑座。圭首篆额“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三行十字，偏碑左绍兴戊午秋因观毕氏所藏定武旧石本兰亭因题，额上有白晕一重，其右复有三晕，其左复有一晕。晕下有穿，穿下为文，仿汉碑形制。碑身中端有裂，疑曾析为三截，上下二部位大部分完好，部分文字有残泐。龟趺碑座完好，碑外建亭以护。碑文（碑阳）隶书，首题“大禹陵庙碑”，连题署凡计二十一行。虽无界格，但此碑横、竖均排列对齐，正文满行三十三字。端题下署：“兵部侍郞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管理全省营务阮元撰并书”，碑末题署：“海盐吴厚生刻”，行楷书。

碑文的撰写者

阮元简介

阮元（1764—1849），字梁伯，一字良伯，改字伯元，号云台（亦作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谥号文达，占籍江苏仪征，实为扬州府治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詹事，内阁学士，侍郎、学政、总督，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金石家，主持整理、编著、出版有《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两浙輶轩录》等经学著作和文集，主持辑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金石专著。《清史稿》称许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阮元与浙江渊源极深，在乾隆嘉庆期间，先后三次任职浙江，“服官十有余年，实政在民，不胜枚举，其最著者，为荡平海寇、振兴文教两大端”[1]，深得浙江士民人心。

阮元与大禹

阮元为政，极是推崇大禹勤政爱民、生活俭朴的作风。嘉庆元年（1796）三月，阮元在任浙江学政，视学绍兴，特意登临会稽，谒大禹陵，在窆石题名[2]，并作长诗《会稽山谒大禹陵》抒怀：

“会稽巨镇东南雄，宛委峦嶂摩青空。文命之陵据吕墨，朝衣九拜扬春风。典谟有字迁有纪，岂借弱笔陈丰功。惟思禹德在于俭，无间再叹世折衷。山川主名遍天下绍兴戊午秋因观毕氏所藏定武旧石本兰亭因题，此山不载禹贡中。扬州城广渐海表，刊定未纪夷与戎。东教躬劳遂道死，参耕垄亩封葛桐。陵者葬陵泽葬泽，苍梧之野将毋同。岂如后人诡且侈，沙邱还至咸阳宫。子元诞妄太白陋，乱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圣，曷为薄葬于越东。试以吾言问二子，无稽之说将立穷。我拜既毕题窆石，白云满穴春阳红。帝之瑞应气郁郁，神所出入光熊熊。重黎受命地天绝，惟有陵镇犹相通。”

阮元《定香亭笔谈》载及：

“余至会稽，谒大禹陵……盖古人死陵葬陵，死泽葬泽，故舜葬苍梧，禹葬会稽。《竹书纪年》妄言舜为禹迁，死苍梧，刘知几《史通》因之，遂以魏晋禅夺上疑三代。太白诗言：“尧幽囚，舜野死。”皆毁经蔑圣之尤者。试思禹传子，子亦圣人，曷为野死乎？此可破千古之疑矣。”

此处，阮元肯定大禹薄葬，为大禹正名，充分流露出其对大禹的敬崇之情。嘉庆五年（1800）四月，绍兴重修会稽大禹陵庙成，阮元虽政务军事繁重，但仍为之，作《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一文。嘉庆八年（1803）觉罗百善《重修会稽大禹庙官绅姓氏碑》记：“历庚、辛二载始竣……告成之日，大中丞阮公元为文，以扬盛德，以宣神功。辨三江之分派，指岷流之归宿，鸿文巨制，洵足彪炳千秋，与庙始终……”

碑文简述

《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虽因曾析为三截，于接衔处有几处难读，但根据绍兴图书馆所存早期拓片，并参据阮元《揅经室集》所载，基本能全部释读。唯《揅经室集》所收文字与碑刻文字有一处不合处，即碑文中的“洒沈澹灾，底定者千八百，通水之理，实始于会稽”，《揅经室集》为“洒沈澹灾，底定者千八百，其始通水之理，实在会稽”，当为收入文集时的修改。

本文还被收入《诂经精舍文集》，并作为精舍生的“程作”，可见，作者为阮元无疑。

碑文的镌刻者

乾嘉期间，地不爱宝，大量金石碑刻出土，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官员研究考证的兴趣，访碑论碑、摹碑刻帖亦成为关注金石学、文字学名家、官员及好古者如毕沅、翁方纲、钱大昕、黄易、赵魏等之间交游的重要载体和议题，阮元及其作为乾嘉之际影响最大的巡抚学人幕府，更是代表性参与者之一。阮府之中，既集聚着从事编书、考证、诗文唱和、行政事务管理的一流文士，如陈鸿寿、朱为弼等“幕中七子”，还围绕着一群从事于碑帖橅勒上石的善书、善橅、善刻者，如张燕昌、钱泳、吴雪锋等，而吴厚生即是重要的其中之一人。

吴厚生，生卒年、生平履历未详，海盐人，为著名篆刻家、金石学家张燕昌老乡。阮元在浙期间，幕中重要的刻碑活动中基本都有其参与的身影。

阮元摹刻天一阁《石鼓文》一事，阮元在其《定香亭笔谈》言：

“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余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属芑堂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

又在嘉庆二年（1797）致黄易的信中提及吴厚生的参与：“……元摹《石鼓》事，系与张芑堂、江墨君、钱梅溪数君子及刻者吴厚生共商定者……”

嘉庆八年（1803），阮元在与石韫玉的一封通信中还提及请吴厚生刻碑一事：

“弟中秋前动身，旱路不能多带人，吴厚生若刻《化度寺碑》，倒不乘弟贡船入京。……至于《书藏记》，俟苏斋写得后，或俟吴厚生出京再刻，或令吴雪锋刻，皆可。雪锋书法本佳，其刀法尚在厚生之上也……”

阮元致石韫玉书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吴氏传世所刻碑石，都与阮元相关。如上提及《天一阁石鼓文》、《化度寺碑》外，尚有嘉庆三年（1798）《飞来峰玉乳洞阮元题名》、嘉庆八年（1803）《重修会稽大禹庙官绅姓氏碑》、嘉庆十四年（1809）《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等。

嘉庆初年，其摹刻赵孟頫《寿春堂记》事，则见于陈廷庆在刻石后的题跋：

“闽中刘司马望龄家藏赵松雪楷书寿春堂记……甲寅秋，予购之于长沙行馆，江湘舟檝，赏以自随，若松雪守牐之玩兰亭也。丁巳至杭州阮芸台阁学，元见此亦审以为真迹。署中有刻石者吴厚生，即命橅勒上石……”

陈廷庆《寿春堂记跋》

碑文的书丹者

据碑文所载“兵部侍郞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管理全省营务阮元撰并书”信息，此碑书者十分明确。金丹《阮元书学研究》、王晓亮《绍兴碑刻文化研究》都将此碑纳入阮元进行考察研究。然笔者认为此碑书丹者实非阮元，另有其人。

此碑书风，通篇气势朴茂、用笔方圆融合，结体舒展有致，汉隶气息浓厚，如丹崖绝壁，应接不暇然纵观阮元本人书迹，长于行书，偶有篆隶，特别是隶书的风格相当多变不隐定绍兴戊午秋因观毕氏所藏定武旧石本兰亭因题，书风与此碑相去甚远。故有不少书家学者中对此碑作者存有存疑。笔者对通过文献资料的爬疏及书迹比对，发现作者实为金匮钱泳。

绍兴青藤书屋留有阮元作文、钱泳书丹的《徐渭五十小像》题款，我们可以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此题字形、书风，几乎与《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极为吻合，如出一辙。

徐渭五十小像

徐渭五十小像

钱泳《重修会稽大禹陵之碑》与《青藤五十小像》书风对比

又，钱泳在其《写经楼金石目》卷二中记：“大禹陵庙碑。嘉庆五年浙江巡抚阮公元奉命修大禹陵，作记立石，泳为书碑。今在窆石亭下西向。”则为我们道破了天机，坐实了此碑书丹者实为钱泳，而非阮元。

钱泳简介

钱泳（1759-1844），初名鹤，字立群，号台仙，又号梅溪、梅花溪居士，江苏金匮人。十七岁院试不售，则无意于仕进，以读书明理致用自勉，“西游于宛洛，东浮乎沧海，北走齐鲁燕赵之间，南至潇湘云梦两浙十闽。”先后入幕于毕沅、李亨特、秦震均等达官。又博览群书，潜心书画、访碑，尤精于金石碑版、摹勾刻帖，与成亲王永瑆、翁覃溪、阮芸台、等显宦名宿交往甚密。一生著述六十余种，有《履园丛书》《履园文集》《梅花溪诗草》《写经楼金石目》等存世，刻有《诒晋斋法书》《写经堂帖》《攀云阁帖》等经典法帖。

钱泳工于摹刻，五体俱精，然于古隶汉碑书更为着意。乾隆四十四年（1779）钱泳二十一岁，即以隶书模刻得润笔百余金，乃益肆力于隶书之学。乾隆五十年（1785），得徐树丕汉隶双钩《熹平石经》残字五百余字，刻石并拓之分送于通经之士，后翁方纲、李亨特还以此为本分别摹石于南昌学宫与绍兴学宫，王昶收入《金石萃编》一书，自此名显于世。

阮、钱之交

据钱泳《游都日记》[6]记，其与阮元在京都相识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十二日，阮元任浙江学政近三年间，钱泳亦幕于杭州，与阮元时有雅集唱和、题名湖上之游。嘉庆三年（1798）九月，钱泳又闻讯阮元还京，乃与其结伴赴京，可见相交既早，又相交颇密。

阮元对钱泳的古隶也极为激赏、钟情，言钱泳“博雅好学，善隶古书”，故所载二人之间还留有许多阮元作文、钱泳以隶书书丹的佳迹。

I.杭州《重修表忠观碑》。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阮元至杭任浙江学政，时值钱唐钱武肃王“表忠观”重修落成，钱泳“为元述此大略，属为记，且自以隶古书丹刻石者也”）。

II.绍兴《重修青藤书屋记》。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抚浙使者阮元为山阴陈氏撰《重修青藤书屋记》，陈十峰请钱泳书丹刻石。

青藤书屋记（局部）

III.杭州《重修褚公祠碑记》。嘉庆十年（1805）春，钱泳游杭州，“偶谒杭州府城大东门张御史巷褚公祠下，因请中丞阮公元撰记，泳为书碑。”

IV．《扬州隋文选楼碑铭》。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阮元隋文选楼在扬州落成。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自撰《扬州隋文选楼碑铭》，钱泳以隶书书丹。

钱泳书阮元《扬州隋文选楼碑铭》

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展拜曹娥庙，因庙中汉刻久亡，而以王右军、李北海、蔡卞所书皆非隶体，特命钱泳以隶书补书之。除此以外，阮元还有资助钱泳刻成诸经一事，使我们看到了阮、钱作为文人之交的真性情。

嘉庆元年（1796），钱泳至杭州府学观宋高宋御书石经，见其已不全，乃立志仿《汉熹平石经》体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并刻石孔陵。

阮元对此很是认同，故一直关注，在物资与精神上给予了钱泳极大的支持，并时为捐奉、筹款以助。

嘉庆六年（1801）正月，阮元资助钱泳刻石经费40两白金。

“……《孝经》《论语》书法古秀，虽未敢云比美中郎，实已突过南仲矣……将来运至阙里，北有白圭戚谊，一切当力任之……外附去白金四十金，聊为伐石之资。缘岁事拮据，未能多办，余俟刻有多石再为陆续奉输也。”

共读楼本《梅溪先生年谱》记有嘉庆十八年（1813），阮元又为钱泳筹措经费白银400助刻之事。

“嘉庆十八年……因《论语》字多未完，至是阮云台侍郎为漕运总督，设法致银四百两，刻成之，暂置扬州府学明伦堂。”

刻经一事前后跨度十多年，终得竣工，功德圆满。关于此事，钱泳在《写经楼金石目未刻本中·阙里石刻后记》收录阮元一文:

“元于嘉庆六年巡抚浙江，尝捐奉钱，俾钱君泳先刻《孝经》一卷，钱君又自刻《论语》，仅十三篇，厥后南城曾公燠转运扬州，复捐奉刻《大学》、《中庸》二篇，其石俱存扬州府学。至十九年春，两淮巡盐察院阿公克当阿，因谒学庙，见《论语》未竟阙工，复捐奉，倩钱君续刻七篇，以足成之，前后共百廿四石，凡二万三千余字，元窃以为二氏之书，自隋唐以来，尚多勒石，况古圣贤经传乎？刻石以传，多多益善，正人心而光圣治，不亦与？……”

禹庙代笔

《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为何不似如上以阮文、钱书刻的模式面世，而直接示以“阮元撰并书”，笔者试析如下：

I.帝皇之制

本次重修大禹陵，所费虽以民间绅士所助为主，但因有知府觉罗百善之请，阮元作为巡抚，代表的是皇恩浩荡，诚如碑文所言为“圣天子孝祀配天，望辩维谨，乃修阶坛，勤丹雘，用承祀事。巡抚阮元来拜庙下，以考其成。”书以阮元撰并书，既示立碑之事庄重，又能激励地方官员与绅士的积极性。

II.形势所逼

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十五日抵杭接篆上任，其时浙江境内盗情四起，形势严峻。正月初七，阮元实授巡抚，初八日即赴台州督捕夷闽海盗，接下来又是剿灭杭、绍窝盗等战事，又亲力亲为自缮折奏上报战情，以至嘉庆帝赐谕“除密折外清嘉庆初年刻《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寻常例奏可令人代写”[14]，公务可谓极是紧张忙碌。如果边奏章都可以代写，那此碑文请人代书，自在合理的选项之中。

III.双方信任

乾嘉期间，学者、官员的日常应酬交往对隶书的需要很大，导致代笔现象多有存在。阮元特别钟情钱泳隶书，日常就时有代笔，本次书碑选择其所信任的钱泳，当是首选。《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所收有阮元致钱泳一札，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别已匝月，想体中清胜，如远颂也。默斋详文已到，未知省中诸君曾评及否？默斋《寿雪堂诗稿》，元前有一截，题之未善，今别成一首，书以奉政，乞为致之，前诗毁之可也。再者，弟欲送人隶字屏五幅，今送来蜡笺八张，乞大笔代书。《圣主得贤臣颂》一篇，末空二行，以便落款。烦渎之至，统容回省叩谢。不一。梅溪先生侍史。弟阮元顿首。

阮元致钱泳书

钱泳于乾隆辛亥、壬子期间，受聘于绍兴知府李亨特，参与乾隆《绍兴府志》的编撰，期间多次拜谒大禹陵，乾隆癸丑岁更是在禹庙窆石题名，成为窆石这一江南金石重器宋元之后题刻第一人，大禹陵庙在钱泳心目的位置可谓是崇高而又亲近的。这次为《重修会稽大禹陵庙之碑》书丹，事涉“金石永寿、彪炳千秋、与庙始终”，钱泳当然是乐意为之。而钱泳在碑文中的自我隐匿，则在自己的作品集中悄悄留了一笔，为后人的解谜提供了线索。

（本文转载自“兰亭书会”，原文刊载于《中国书法》杂志2022年第12期，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