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策案”与“彼我形势”

甲午战争中的“策案”与“彼我形势”

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政、学精英对“彼我形势”不了解，缺乏足够的战争准备、战略应对。

1894年7月25日，日军偷袭清朝派往朝鲜的运兵船，挑起“甲午战争”，迄今已是整整120年。

甲午战前，中国人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对东邻日本，一直心存蔑视，视之为“蕞尔小国”、“蛮夷小邦”。因此，甲午战败，朝野震惊，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非常强烈。康有为就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却被日本战败，受其侵侮，“理亦难解”。这一“难解”，就是甲午战败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有一个史实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兵法中所说的知己知彼。

战前日本对侵华准备充分

侵华本是日本的既定战略，具体方案早在甲午战前七年就已拿出——日本间谍小川又次受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遣，两次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早于1887年2月就完成了《征讨清国策案》。

《征讨清国策案》分“旨趣书”和“攻击策案”两部分。“旨趣书”阐述宗旨，表明目的是制订“进取之计划”，“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攻击策案”详细分析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地理乃至人心，提供具体的侵略方案，分“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理”三大部分。仔细阅读这份“策案”，可以发现其分析很细致。

比如甲午战争性质，在“彼我形势”中，分析清军的兵力布置，认为主要是用于镇压人民而不是防备外敌入侵的，所以军备实际上相当薄弱;认为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命令各省裁减有战斗力的防勇、练军人数，把省出来的军费投给八旗，“无非是担心防勇、练军日趋进步甲午战争性质，八旗兵之衰败益甚，动辄危及清朝而不得已之措施”，而这“恰好如同减少骠悍壮勇之精兵”，因此清军实力并不强。应看到，满清入关之后，在军队的指导思想及兵力布置上，的确是以八旗集中驻扎军事要地，并把绿营分散驻军，目的是以绿营防止民众反抗，又以八旗优势兵力防备汉人组成的绿营。这种军事指导思想，与军队的国防性质不相匹配甲午战争中的“策案”与“彼我形势”，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甲午战争性质甲午战争中的“策案”与“彼我形势”，它还不乏对人心的分析，如“今日清国之人民，只知有本国而不知有外国，沿袭自尊自大之旧习，且疏于天下之形势，乃无智愚昧之人民。”虽说“无智愚昧”的定性让人难以接受，但也的确说出了当时清朝朝野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实际情况。

从日本人对“彼我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蓄谋多时、准备充分。要知道，撰写《征讨清国策案》的小川又次，是甲午战争中侵华日军的第1军参谋长，后为大将。

清廷政、学精英对日本了解甚微

在同一时代，清廷政、学精英对日本却缺乏了解。当时最了解日本的应该是黄遵宪。黄遵宪曾任清朝驻日使馆参赞，于1877年前往东京。在日本，他搜集资料，撰写《日本国志》，1887年夏完稿后，次年秋及1889年分别呈送李鸿章和张之洞。李、张均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

在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之前，清朝朝野对于日本的认识，仅有些浮光掠影的游记。《日本国志》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很难说对日本的认识有多深刻。但即便如此，此书在甲午战前还是没能出版，直到甲午战后才得到重视。清末有人说：“此书早布，可省银二万万两。”意思是如果此书早点出版，也许甲午战争就不会惨败，也就不会赔款2亿多两白银了。

问题在于，如果不是甲午战败，《日本国志》根本就不会得到重视，甚至黄遵宪本人都有可能会被视为汉奸而受到攻击。其前贤徐继畬(福建巡抚)写成《瀛寰志略》、郭嵩焘(首位驻外使节)写成《使西纪程》，出版后均遭诋毁，甚至丢官。晚清政、学精英“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这一风气，导致对敌人缺乏了解，不知道其战略和企图，因此也无法很好地维护国家权利。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战争事关国家命运、民众福祉。要赢得战争，就需要透彻地了解敌人，选择对己最有利的战略。尤其是政、学精英，如果只会情绪化地喊喊口号表现自己如何爱国，而不能理性、冷静地研究敌人，给国家提供真正有益的建言，那就只会误国——这是甲午战争的教训之一。

□洪振快(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