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摆脱民族危机的百日维新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摆脱民族危机的百日维新运动

19世纪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日本德川幕府的黑暗统治严重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黑船事件”美国入侵者逼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本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中国则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甲午一役，中国惨败，洋务梦破产。中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密谋瓜分中国，中国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百日维新运动。然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对比两国变法之成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不足和差异。首先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两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征方面。日本人善于向他国学习，习惯于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并且虚心请教。对待外来文化，日本习惯去融会贯通。日本的大化改新向唐朝学习，多次派遣唐使前往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古时学习先进的中国，近代之后中国衰落，而日本又向西方国家学习强国富民之道。所以在明治维新之时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同时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讲究实干，勇敢忠诚，而中国在2000年前创设了皇帝制度，传承完善至今，封建体系已经趋于极盛，且正处于下坡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占据着不可置疑的主导地位。已逾千年的治理国家之道，很难在短时间内撼动它的地位。且中国自古以来以华夏为主自居，“华夷之辨”“天朝上国”的思想理念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祖宗之法”更是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

因此两国在维新变法的力量上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守旧势力十分强大，传袭千年的权力之柄在清末掌握在慈禧手中，而光绪皇帝有名无实，只是一个空头皇帝。维新派仰仗于力量弱小的皇帝，终难逃不了失败的命运，光绪帝虽然有心实行新政，却无力改变局面，向上受制于太后，而向下受制于守旧一党以及太后的党羽的制约，权利可以说是十分有限。而维新派也只是极少数的官僚，以及部分有识之士，队伍力量也不庞大，同时维新一党并不知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制造舆论，进行改革。反而更加害怕群众运动。害怕“暴民”引发暴乱，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异同论文，维新派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反而却依赖于封建势力去推动改革，地方上希冀于张之洞等洋务派人员，中央则依靠光绪皇帝。虽然有戊戌六君子的出现，但是对于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还差得十分遥远。反观日本封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多次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残破不堪趋于瓦解。日本天皇的权利之前一直都受制于幕府将军，之后倒幕运动成功后，明治天皇才拥有了实际的权力。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封建势力是处于弱势的，而维新派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维新一党懂得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倒幕武装斗争去获得改革的主导权，所以最终获取了胜利。

同时中国维新一党急躁冒进的态度，也加速了改革的失败。光绪皇帝在100天的维新运动中颁布了百余条变法诏令，在一天之内甚至会有几十条诏令的颁布，缺乏深谋远虑的长远意识。大举裁撤冗官冗员，也加剧了两党之间的矛盾。慈禧太后初期其实并不反对变法，也想着变法图存。但之后她意识到变法的核心，是变革封建制度时，自己的利益权利受到了侵犯，甚至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她毫不犹豫的发动了政变，来及时阻止这场闹剧的继续发展。光绪皇帝在一天之内罢黜了许多官员，撤除了许多官职，想要设立十二局以维新派人士来接管，废八股，兴策论，办学校，减官员，而对于那些原有的封建守旧势力，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补偿，以及妥善的安置。在地方上的新政也并没有如期实行，整个社会对于这场维新变法甚至没有任何感觉。造成了之后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被罢免的官员到太后那里求情，请求废除光绪皇帝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异同论文，尽诛维新党，太后也意识到了应该重新垂帘训政，这才导致了之后的政变。反观日本明治维新一直是稳扎稳打的局面，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的前后花费了10余年的时间对于原有的利益集团进行了妥善的安置。甚至在之后的明治维新政府中大部分的官员任职方面还有之前的公卿，蕃主。同时设立了华族制度，使那些原有的利益人员获得经济上以及名誉上的一些特权，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妥善周密的安排，以及循序渐进，缓缓图之的改革才使明治维新顺利进行。中国戊戌变法激进急躁的方式，也使它难逃失败的命运。

日本，中国两国的维新主体也存在着差异。日本明治维新的主体是中下级武士，他们具有勇敢冒险的精神，原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异同论文，由于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同时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最终使他们揭竿而起，成为反对幕府势力的领导者。他们之中一些人从事工商业成为了日本早期资产阶级，他们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也大多支持维新一党，因为他们受到了幕府的种种打击限制，农村富农也支持改革。武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大，基础雄厚，号召力强。他们内部团结一致，目标统一，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他们遍访西方国家，考虑钻研，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而中国维新势力具有妥协性、软弱性。力量也十分有限，仅限于少数有识之士，既无兵权，也无财权，空有一腔报国热血，而无实际的力量，很难有所作为。创立的保国会、强学会，也并无具体的纲领，并未达到形成资产阶级政党。同时寄希望于守旧势力的妥协。不触及封建制度，不依靠群众，对于一场社会变革来说中国维新党很难有所作为。

中日两国面临着国际环境也有很大差别。日本当时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尚未达至帝国主义阶段，美国也因为内战而无暇顾及日本。所以日本也是在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下进行的改革。而中国维新变法之时，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摆脱民族危机的百日维新运动，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热行动，中国政局出现任何变动，外国都会有所察觉。他们并不会让中国真正的富强独立起来，这也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维新变法正是在如此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开展的。

正是由于以上差距，中日两国变法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摆脱民族危机的百日维新运动，成功摆脱民族危机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变法的失败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亡国灭种的危机更加严重起来。